时光电影院

一

我是看着电影长大的。这在七十年代末长大的同龄人中，实在是令人艳羡又无与伦比的乐事。

打我四岁记事起，我们一家四口就住在县电影院的家属院里。说是家属院，不过是一排坐西朝东的简陋平房，原来是存放杂物的仓库，后来隔成单间供职工居住。我们住的是一大间，三十平方左右，空空荡荡，没有隔断。父亲简单的用衣柜和沙发隔开里外两个空间，放上两张咯吱咯吱的大铁床，我和哥睡里头，父亲和母亲睡外头。

平房冬冷夏热，冬天还好，哥俩挤在一起，抵足而眠，还能对付。夏天则闷热难耐，象蒸笼，房顶还漏雨，总也修不好。每逢雨季，外面下大雨，屋里下小雨，地上床上得放好几个盆子，叮叮当当此起彼伏。我和哥只能暂时睡沙发上，苦了父亲母亲，他俩就坐在我们身边，随时观察雨情，彻夜难眠。屋子地面潮湿，无论冬夏，屋里弥漫着阴湿的霉味儿。床头衣柜的红漆总是黏糊糊，我把平时攒下的硬币贰分伍分一枚一枚地摁上去，买冰棍儿、泡泡糖或者瓜子的时候再揭下来，时间长了，柜子上长满了金钱豹似的纹身。天花板上的水渍像画满了云彩，一片片，一团团，一缕缕，交叉叠印，组成各种图案。每晚躺在床上，我看着头顶上展翅高飞的老鹰，会飞的马，硝烟弥漫的战场，还有眉眼含笑的的少女，进入只有我自己才懂的世界。

《地雷战》海报

西窗下摆着一架缝纫机，兼作我的写字台。窗外是高高的一截砖墙，围墙和房子之间围成了一条逼仄的胡同，偶尔能看见黄鼠狼在墙头，悠哉悠哉地踱过来踱过去。胡同里见缝插针长了几棵桐树、臭椿和枸树。夏天，枸树上一颗颗鲜红的果子在枝头点燃，象炸开的草莓，它们径直伸过来，贴到窗纱上向我眨着眼。桐树不是北方常见的泡桐，是那种青翠挺拔的青桐树，树干碧绿光滑，泛着青光，阔大的叶子分叉，如一支支方天画戟，遮天蔽日。秋风起时，树上挂满核桃大小的的果实，一串串金黄的铃铛似的，风来雨至，窸窸窣窣，颇有几分雨打芭蕉满庭空的诗意。

从我家出门到电影院大厅西门，直线距离不到二十米，抬脚就到。晚上睡觉时，可以听见放映厅传来的电影配乐、歌声、枪炮和大声的道白，时间长了，我练就了听音辨剧情的本领，一听声音我就能知道演到哪儿：“为了新中国，前进！”，董存瑞这时一脸肃穆，手托炸药包，拉开了导火索；“日出嵩山坳，晨钟惊飞鸟”，《牧羊曲》响起，这是李连杰提着尖底的木桶来打水，在溪水边邂逅了美丽的牧羊女；《画皮》我没敢看完，但电影里诡异阴森的配乐印象深刻，我知道女鬼梅娘该现原型了，挖书生王崇文的心脏，不禁汗毛倒竖！

《少林寺》海报

晚上七八点，电影一开场，我就坐不住了，心里有小猫爪子挠，写作业走神，常借口上厕所，顺道溜进大厅看电影。公共厕所在五六十米开外，每次上厕所超过十分钟，母亲就会站在大厅门口喊我的名字，只需一声，我就以百米冲刺的速度从另一个门洞跑回来，坐到椅子上，大汗淋漓，还得呼哧呼哧半天。然而一旦夜深人静，电影散场，我宁愿憋着或者在门口的下水道就地解决，不敢一个人再去厕所。

二

父亲没上过高中，初中毕业即到乡里的农技站工作，年被派到海南岛培育玉米种子，一年后回来，赶上县文化局招工，阴差阳错进了电影队，一干就是二十多年。起先，他和同事骑自行车，驮着8毫米放映机和一盒盒圆饼干盒似的电影拷贝，无论寒暑，一个村一个村地赶场。冬天冷了，就喝口白酒御寒，这也使他后来酗酒，落下高血压的毛病。直到新电影院建成，父亲才算安稳下来。

电影院建成于八十年代初，位于当时的县城中心，是县里为数不多的几幢大楼之一。那块地方叫“府前”，也就是过去怀庆府衙门的所在地。大楼施工时，曾挖出一块巨大的石碑，密密麻麻刻满了字，上有龙首，下有龟趺，一看就不是凡物，我们却叫它“老鳖碑”。文物队来现场，说是明朝嘉靖年间的东西，拍了照，碑文做了拓片，因体积太大无法运走，就地砌了水泥基座，用吊车将碑重新竖起来。当时就有人说这是不祥的征兆，果然没几天，有一个建筑工人不慎跌落死亡，过了几天，不知谁偷偷把龟鼻敲掉了。我们小孩子们可不管那么多，整日爬上爬下，骑上龟背，在想象的大海里乘风破浪。

《芙蓉镇》海报

电影院原有一个旧的礼堂，建新楼时拆掉了，不知为何唯独留下了舞台和舞台的半拉顶棚。半圆形的大舞台，全是木头地板，走上去笃笃有声，是我们常去玩耍的乐园。父亲一个同事把舞台西边废弃得小房间重新收拾一番，他的妻子在里头做裁缝活儿，很是红火，成为院里第一个买大彩电的家户。可好景不长，没两年功夫，她突然精神失常，生意也就此打住，家境很快败落，那间房子彻底弃置不用。后知后觉的人又说那地方不干净，有邪气，从此我们再也不敢去。

去年夏天我回去，那座龟趺碑还孤零零地卧在广场的西南角，碑文漫漶脱落，连碑额的大字篆书也看不清了，可惜得很。二十多年了，如故人重逢，石龟双眼含泪，我早已离开这里，而它还待在原处。

同时建成的还有一个配套的露天电影院。几百平米的大院子，坐北朝南，用围墙圈起来，一百多排水泥凳子，用白漆喷着座号，可以容纳一千二百多人，南头矗立着一座高大的水泥银幕墙。一年夏天，母亲出差，晚上我和哥哥在露天场看电影，突然雷电交加，暴雨如注，观众一哄而散。我和哥哥被人流裹挟着，无处可逃，无助地哭喊求助。幸好被父亲同事发现，把我们送回家。父亲忙着和大家疏导观众，一切安定下来才猛然想起我们。他心急火燎地跑回家，看到我俩落汤鸡似的在门口站着，总算松了口气。打开门，屋里早灌满水，淹了脚脖子，鞋子杂物漂了一地。爷仨往外舀了半天水，实在人困马乏，就挤在床上，在水上凑合了一夜。

有段时间，哥哥在乡下跟爷爷奶奶生活，我由父母带着在城里。母亲上班，父亲放电影就带着我。放映室在二楼，两台庞大的固定放映机顶天立地，象变形金刚。房间里的味道很特别，混合着机器、胶片和胶水的味道。父亲在一边放电影，我踩着凳子，扒着放映孔看电影。电影机是个复杂的装置，一人操控一台，配合要默契，上本拷贝快放完时，另一台机器提前做好准备接上，慢了黑屏，快了重影，或者跳格，下边的观众就山呼海啸般的吹口哨，跺脚，起哄。遇见卖座电影，常常是一部片子两个放映点同天放映，顶多开演时间错开半个小时，中间就得有跑片员来回运送拷贝，常常是两个人，一个人骑着摩托车突突地在楼下等，一人抱着机枪弹夹似的拷贝盒子，脚不沾地，上楼下楼。然而人力操作，难免百密一疏，有时机器故障，或者胶片突然烧断，难免断档，影院会预备一些短片，多半是老电影，或者动画片，以防万一，在空档期顶上去。那时候放电影，不光是技术活，也是体力活。我一边电影，一边替大人操心，一场电影看下来，手心都是汗。

三

八十年代，看电影还是件奢侈的事。虽然门票不过一两毛，后来涨到五毛一块两块，但毕竟资源有限，娱乐方式也极贫乏，能经常走进影院看电影的仍然是少数。我要幸运得多，守着电影院，随时可以享受这难得的精神食粮。《少林寺》上映时，万人空巷，一票难求，许多亲戚家朋友来找父亲走后门买票，我却记不清看了多少遍。

当然，看电影也有底线，涉及男女情爱的电影，父亲母亲是严厉禁止我去看的。即便如此，《红高粱》和《芙蓉镇》这些当年的禁片，我还是偷偷看了个大概。其实，这些电影我看不大懂，看《红高粱》搞不清电影里那个始终存在又始终不存在的叙事人“我”，电影里的巩俐到底是“九儿”，还是“我奶奶”，只记住了残阳如血，火红的高粱地里，刚刚还是男欢女爱，酣畅淋漓的野合，接下来就有一群老少爷们抱着一坛坛高粱酒，赤着脊梁，冲向日本鬼子的汽车。当然，我记住了那句粗鲁但过耳不忘的“妹妹你大胆的往前走哇！”。《芙蓉镇》更是乏味的很，文革、右派、富农、走资派，我一概不懂，只隐隐觉得人心险恶，但只会在电影里发生，现实里不可能有那么坏的人，刘晓庆和姜文爱得你死我活，惊心动魄，我却看的昏昏欲睡。

《红高粱》海报

小学四年级时，我曾带着班上的20多个男生打着学雷锋义务打扫卫生的旗号，浩浩荡荡地去看了一场免费电影。事后我还缠着父亲给我们写了一封言过其实的表扬信，一次假公济私让我一举成名。

电影也不是万能的，欲知天下事，还得看电视、听收音机。家里没有电视机，只有一台父亲单位淘汰的扩音机，可以听广播。我习惯中午一边吃午饭，一边听袁阔成的《三国演义》。一日听到为躲避袁绍的追兵，关云长保护刘备逃至卧龙山下，探路的周仓大败而返，刘备欲带人上山巡查，忽然闪出一人，“刘备大叫一声，险些栽下马来！”正好奇，不料袁阔成一句“欲知此人为谁，且听下回分解”，心里顿时凉了半截，只得抹抹嘴，意犹未尽地上床午睡，半天心里都嘀咕。好不容易捱到第二天中午，听袁阔成说，只见山上闪出一匹搏龙驹，马上端坐一员大将，银盔银甲，手握亮银枪。哦，这不是常山赵子龙嘛。

父亲母亲喜欢乒乓球排球，看不到比赛直播，就听比赛。一家四口一边吃晚饭，一边紧张地听宋世雄的解说，跟着球场观众的欢呼喝彩，想象着比赛画面。虽然看不到，也不耽误喊好球！好球！陈龙灿、江嘉良、郎平的名字就是那时侯记住的，那个时代，这些人都是民族英雄。年世乒赛，江嘉良大战瓦尔德内尔，最后一局16比20落后，眼看大势已去，屋里的气氛骤然紧张起来，父亲不忍再听，推开饭碗，黯然起身离开。谁也不说话，只听见宋世雄嘶哑的声音：江嘉良发球侧身抢攻，瓦尔德内尔接球下网，17:20！18:20！17:20！18:20！，最后竟然一直打到24:22，江嘉良反败为胜。真是煎熬的一刻，那种惊心动魄无法形容。只闻其声，不见其形，只靠脑子来想象的比赛，又是如此荡气回肠的经典大战，此后我再也没有经历过。

四

我没上过一天幼儿园，每天父亲母亲上班，在门口给我搬个藤椅，一个小板凳，留几十道算术题，把我拴住。完成任务，我就拿粉笔在地上乱画，飞机大炮，武打动作，天马行空。父亲看我喜欢，就带我去找金师傅，一来给我找点事做，二来也不用担心我乱跑。

金师傅是电影院的美术师。他当时四十岁左右，身形消瘦，谢顶，目光清矍有神，一口金牙，说话中气足，十分响亮。金师傅没上过专业学校，全凭自学，电影院大大小小的海报招贴都出自他手。尤为可贵的是，他能画巨幅海报，悬挂在影院大楼外墙的那种。他画的《少林寺》海报我一直记得：李连杰虎目圆睁，面露杀气，一招醉拳中的仙人敬酒，身体左倾，看似重心失势，实则半倾半斜，似倒非倒，以倒取势，劲力内蕴而令人生畏。背景是肃穆辽远的少林寺塔林，残阳如血，火光映天，预示着千年古刹的腥风血雨，真是精彩！这副海报一挂就是好长时间，一度成为影院的招牌。

《凤凰琴》海报

他的书法也很好，不仅会写各体美术字，横幅标语，还能写潇洒的大字，颜体的底子，陈天然那种骨气开张、笔墨饱满的大字。他把美工纸给我剪裁装订成一个个小本子送给我，很耐心地在白纸上划满匀称的竖格，让我拿回去用钢笔临摹《兰亭序》。至于画画，他没教过我什么，只是告诉我认真观察，脑子里怎么想的就画出来，不用考虑像不像，只要有趣就好。一年级时，我参加学校的画画比赛，画的是几辆虎视眈眈的坦克，冒着烟一字排开，头顶上几架战斗机盘旋。画完，我请他帮我取个名字，他很仔细地端详了半天，拿铅笔在坦克履带下面添了几笔，说，坦克很重，轧在路上是有印的，飞机坦克都有，就叫奔赴前线吧！后来真得了一等奖，不是我画的好，而是当少先队大队长的哥哥替我走后门。

他的画室在二楼，是一个狭长的大屋子，一张一米多宽三米多长的画案占去了大半，到处都是墨水、油彩、水粉、成摞的五颜六色的海报纸，墙角搁着一张钢丝床。每部电影上映，电影院都要提前到大街小巷贴几十张海报，写明片名、主演、开演时间地点和票价，如果是重点影片，还要作大型海报，挂在宣传车的两边，穿街走巷，广播宣传。写写画画的工作量是很大的，通宵达旦是常有的事，都由他一人完成。金师傅名气渐大，好多参加美术高考的孩子都投到他门下，一无学历二无头衔，这在当时也是很少见的。

后来金师傅突发脑溢血，不到五十岁就去世了。如果活到现在，他肯定早已成名。一想起他，我就想起《天龙八部》里的扫地僧。

五

北边邻屋住着两位老人，男主人姓黄，五十多岁，大人们叫他老黄。他的爱人我记不清姓什么了，当过小学老师，都很和善，一笑给人如沐春风的感觉。老黄原先在部队上，在天津，听说还是位团长，文革时打成右派，后来转业，安排到我们县文化馆。有一双儿女，都不在身边。他常穿一套呢子军装，有些褪色，但仍很周正整洁，走路常背着手，稳健挺拔。

老黄很会莳弄花草，闲时把平房前的空地翻了几遍，找些红砖，一字斜插，装饰成一个波浪似的大花坛，定期弄来豆饼，搅碎，洒进土里，再浇水。花坛里种的是月季、鸡冠花、朱顶红，最好的是菊花。零落黄花满地金，印象里的菊花都是黄色，老黄种植的菊花却很缤纷，绛紫、粉红、雪白、淡黄，样子也多样，卷瓣、平瓣、垂丝，根茎肥壮，花叶茂盛，灼灼有生气。真叫人开眼。菊花开的好，惹来路过的人驻足观看，晚上电影散场，总有人趁夜色把花朵掐掉，甚至连根拔起偷走。邻居们都很气愤，老黄倒不怎么生气，笑笑说，没事没事，花偷了可以再种。

他还在花池的边边角角撒上些芫荽、韭菜、蒜苗，招呼邻居们吃饭时薅一些下饭。角落里还有一丛薄荷，夏天泡茶喝，这个倒不常见。他让我喝过一回，入口清凉，带着麻味，和薄荷糖一样。他爱人做的薄荷炒鸡蛋我也尝过，但那种麻苦味太冲，我降不住。

可能在天津呆久了，他的口音很特别，普通话夹杂着豫北的方言土话，说起来抑扬顿挫，让人想起私塾里摇头晃脑念书的先生。他常招呼我去家里玩，我也喜欢去，他那有很多宝贝，花花绿绿的小人书，《成语故事》、《福尔摩斯探案集》，还有印着毛主席语录的《十万个为什么》都是在他那儿看的。平时家里只有父亲从单位拿回来的《大众电影》《电影故事》，我早就厌烦，老黄的宝贝为我开启了另一扇门。

后来，大概在我上小学二三年级的时候，有一天，老黄两口子突然匆匆搬走了，说是回天津探望病重的儿子。临走，他留下一纸箱子书，让父亲转交给我。

我再也没见过他们。

六

我经常捡一截胶片，就着灯光和阳光看，怎么也想不通，这些漂亮的人和风景究竟如何被印成胶片，这一格一格的胶片又是如何让人和风景重活起来。电影里的人和事难道是真实存在的吗？如果是真的，《凤凰琴》里的张英子老师，那个深情款款，浅笑倩兮，曾让我痴痴想念的美丽老师，在哪里；如果不是真的，电影里的人生冷暖，喜怒哀乐，生老病死却分明就发生在自己身边。

电影院，足以安放我少年的幸福时光，还有对未知人生的向往。电影的光影世界建构了我对世界和生活的认知和想象，在我看来，一切都如此美好。世界远没有那么复杂，好人就是好人，坏人就是坏人，好人永远胜过坏人。直到现在，我仍然无法容忍现实的阴暗，人心的险恶，失态的炎凉。看电影教我我胡思乱想，喜欢曲折的故事，重文轻理，数学到高中只能勉强及格。汪曾祺说自己的几何代数是桐城派，我的数学更是野狐禅。

九十年代中后期，电影产业江河日下，电影院也难以为继了。年，父亲离开电影院去文物局工作，后来电影院大礼堂租给家具经销商，变成了家具商场，露天电影院也拆掉，开发成商住楼。原来的老部下老同事都风流云散，只有几个年纪大的同志还在坚持，重操旧业，两个人一组，骑着电动车带着设备下乡，靠国家电影下乡的补贴勉强维持，一切又回到原点。父亲眼看着自己辛苦打拼了三十年的事业就这样崩塌，心有不甘，可又无可奈何。我不知道父亲内心到底是什么滋味，他不愿再去电影院，即使偶尔路过，也只是站在路边看看而已。父亲是个随遇而安的人，文化水平不高，放了半辈子电影，但很少真正安安静静坐下来，看场电影。他只是把养家糊口，尽自己所能照顾家里作为自己的责任，至于工作，只是一个单位名称而已。从电影院调离之后，有两年多的时间，他的工作关系一直办不好，这段时间他没有任何收入，全家的生活全靠母亲一个人的工资。当时他很颓唐，须发皆白，一个中年男人在体制强大的规训力面前，实在太渺小了。

《天堂电影院》海报

多年以后，我无意间看了意大利电影《天堂电影院》。舒缓的叙事节奏，略显压抑的格调，一个懵懂少年多多的成长轨迹，以及他和一位老电影师的故事。多多陪着老朋友埃弗特放电影，一老一少开着玩笑，互相扶持；影院失火，多多冒险从火海里救出埃弗特；多多后来回到家乡，他已经是一名出色的电影导演。电影与一个孩子的童年、记忆、爱情和故乡纠缠在一起，我热泪盈眶，我看到了曾经的我，还有父亲，还有那个带给我无限欢乐的电影院。电影，足以影响一个孩子的一生，塑造你的思维方式，搭建你的梦想，甚至终其一生，都活在亦真亦幻的光影世界里。人生何尝不是一部电影，有些东西早已被写进剧本，不论你是谁，在电影里，你的命运轨迹永远不可能溢出短短的几十分钟，你的生活被抽离，剪辑，按照导演的意图，重新编排，只是故事的一个角色。人生何尝不是一场电影，有时又充满未知的悬念，你不知道等待你的是开满鲜花的坦途，还是荆棘丛生的险境。正像老电影师埃弗特摸着多多的头，告诉他：“生活和电影不同，生活，难多了。”

电影拍摄与放映现在已数字化，不用放映员全程操控，放映厅也不再是从前那种上千人的大礼堂，换成一个个小放映厅，电影院又红火起来。父亲怎么也不肯去看，在他眼里，电影也是有感情的，没有了人的操控，就是冷冰冰的机器，现在的电影都不叫电影，和影碟机差不多。有次我问父亲，电影院仓库里堆成小山的饼干盒拷贝还在不在，那些放映机还在不在，父亲眉头一紧，脸上露出哀戚的神色，不知道，可能早都卖废品了吧。前年，父亲生病住院，为了分散他的注意力，我说服他，终于带他走进华丽的电影院，一起看了场电影，陈凯歌的《道士下山》。父亲看完说，太假了，不真实，还是《少林寺》好。

年，从电影院搬走时，母亲带回来几盆花，后来都死掉了，只有一株棕树活下来。母亲把它移栽到卧室的窗下，后来院子翻修改造，把它又移到东北角楼梯下。刚带过来时，它只有一尺多高，水土得势，年年拔节开花，如今树干已有电线杆粗细，枝叶叠加分叉，已经长到四米多高，几乎贴着二楼的屋檐。算来这株棕树也有近三十岁了，这也是电影院和我们唯一有联系的东西了。夜里风雨时来，枝叶摩挲，沙沙作响，有时感觉像是从时光的深处传来，深邃，苍凉。